我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文物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物质载体，是凝聚民族力量、维系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利用数字技术整合民族文化资源，发展“信息内容（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产业”，攫取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利益，成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２１世纪的重要战略，文化主权的竞争成为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在文化遗产领域，有人提出“数字博物馆”的概念，以信息技术作为传承、理解和创造文明的手段，将虚拟的博物馆作为传播文化、渗透价值观的窗口。我国部分文博单位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了中国式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历程，国家文物局亦有建设“中国数字博物馆工程”的构想。

一、数字博物馆的概念和几个相互关系

　　关于数字博物馆（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的概念，目前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一般认为，对于单个博物馆来说，它是指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藏品保存、陈列展示、科学研究和社会教育等功能，构筑虚拟世界的博物馆（文化信息资源集中地）；对于普遍意义上的数字博物馆来说，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对文物（包括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信息进行全方位和多形式采集、标准化存储和加工，并通过网络连接和一系列相关规定、协议，实现文物信息的资源共享、有效利用和科学管理，为不同用户提供数字化的辅助决策、科学研究、展览展示、文化交流、教育培训和游戏娱乐等服务的综合信息系统。

　　从形态上讲，数字博物馆存储的是文物的数字信息，包括文字、图形、图像、视频、音频、三维模型等不同数据，它们可以脱离文物本体而独立存在。

　　从内容上讲，数字博物馆存储的是文物全方位的虚拟信息，可以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不断积累，既是一部文物存世的生命档案，又可以是逼真的文物立体图景，还可以是历史场景的虚拟再现，它能够将不同地域的文物关联起来，以智能化的手段集中展示。

　　从技术上讲，数字博物馆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地理信息、虚拟现实、数据仓库等高新技术，全方位、沉浸式、交互性地展示文物，这是任何现实中的博物馆所无法比拟的。

　　数字博物馆是传统博物馆的再现与补充，与博物馆信息化（也有人称“博物馆数字化”）密切关联，又与数字图书馆各有侧重。

　　与传统博物馆的差别：数字博物馆是超大规模的、分布式存储的、可跨库检索的文物信息数据库（群），是计算机科学、传播学、管理学、艺术以及文物博物馆学等学科相结合的信息服务体系。它可以再现传统博物馆的藏品陈列，又摆脱了传统博物馆所必需的建筑、展陈等条件的束缚，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获取所需的文物信息。与传统博物馆相比较，数字博物馆具有信息实体虚拟化、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传递网络化、信息利用共享化、信息提供智能化、信息展示多样化等特点，它不会完全替代传统博物馆和文物藏品，却是传统博物馆实物陈列的有益补充和未来发展趋势。

　　与数字图书馆的异同：数字博物馆是继数字图书馆之后发展起来的，它沿用了数字图书馆的许多理论、技术和方法，两者都重视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共享，强调信息提供的标准化、智能化和网络化，关注共享目录检索和智能导航，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一是信息规模，图书馆数字化的对象绝大多数是书籍，不同图书馆之间的同类藏书内容是大致相同的，而文物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差异明显，且缺乏数字化工作的积累，信息驳杂程度将大大高于数字图书馆；二是标准化难度，数字图书馆的标准化主要研究文字检索对于信息采集的需要，而数字博物馆不仅要解决文物“定名”、“计件”、“分类与编码”这三大难题，还要考虑年代对照、图片检索、古汉字转换等复杂问题，可以说，数字博物馆的建设过程，相当于文博行业业务标准化再造的过程；三是表现形式，多数文物是立体的，为更真实地表现珍贵文物，不仅需要数字图书馆中对于文字、图形和平面图像等形式化数据的处理，更着重其视频、音频和三维信息等非形式化数据的处理，因而需要更加全面的采集工具和采集技术。

　　与博物馆信息化的关联：博物馆信息化主要是在物理上的博物馆中建立一套包括藏品管理在内的信息应用系统，它立足于博物馆的业务工作，旨在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数字博物馆不同于此，它是以博物馆藏品的数字化为基础，搭建（或依托）互联互通的网络体系，通过相关规定和协议，实现不同文物收藏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综合利用（管理、研究、展示、教育、传播等）。

二、国内外数字博物馆建设现状

　　数字博物馆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兴起，一些信息科技大国和重视文化传统的国家非常重视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和推广工作。

　　美国国会图书馆自１９９０年开始推动“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ｍｏｒｙ计划”，进行图书馆内文献、手稿、照片、录音、影片等典藏品的数字化，并编辑成历史文化传承的主题产品。１９９６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建筑学院和ＶＳＭＭ国际学术机构联合建立了虚拟遗产网络（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简称ＶＨＮ），其在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的贡献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承担了该组织多个重大项目。

　　加拿大启动了文化遗产信息网（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简称ＣＨＩＮ）建设，管理和展示该国各博物馆的信息和藏品，特别着重保存和管理数字内容的方法，以及影像数字化和藏品管理系统的开发，据称已建立国内近４００万件藏品资讯连接。

　　欧洲著名的博物馆，如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等，纷纷挑选精美藏品进行数字化处理和多媒体展示。一些中小博物馆则依靠产业、研究机构和大学支持，如欧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赞助法国信息与自动化研究院进行“Ａｑｕａｒｅｌｌｅ计划”，支持欧洲各国博物馆与相关机构通过网络共享各自的数字典藏，进行文化传承。２００２年，由德国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ｌｏｇｎｅ 负责管理和运营，建立了欧洲文化遗产网络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简称ＥＣＨＮ，正在推动欧洲文化遗产数字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日本最著名的数字博物馆计划是由ＩＢＭ东京研究所与日本民族学博物馆合作的“全球数字博物馆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计划”，主要是支持网络环境中数字典藏资料的检索，同时支持互动式的网络浏览、编辑，尤以博物馆教育为重点。

　　上述这些数字博物馆不仅包括丰富的数字化资源库，而且充分利用图像、音频、视频、地图、动画，设计出具有高度亲和力的用户界面，促进资源整合和技术交流。在技术发展理念上，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展现（数字化保存和在线展示藏品）、重构（再现已经消失或已演变的文物）、替代（数字化还原历史面貌）、再藏（通过网络整合馆际收藏）。

　　我国在２０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博物馆数字化的探索。中国博物馆学会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８日成立了数字化专业委员会，国家文物局已经将数字博物馆的研究正式立项。目前，我国数字博物馆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进行实体博物馆的信息化建设，重点工作在于利用计算机技术收集、整理、保存、加工和展示各类文物信息，在应用软件研发和局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影响的项目主要有数字故宫、数字敦煌以及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等信息化工程。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教育部启动了“大学数字博物馆建设工程”项目，重点支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１８所有特色的大学博物馆进行数字化改造，现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我国台湾省也建立了许多不同主题的传统文化资料库和“数字博物馆”。

　　西方的数字博物馆大都通过建立互联网站实现了资源共享，如欧洲文化遗产网定位于成为推动研究的工具、支持交流的工具、传播信息的工具和建立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工具。我国现有几十家博物馆建立了互联网站，但内容大多比较简单，确切地说是“博物馆上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博物馆。目前，在与数字博物馆有关的信息标准、关键技术、知识产权、共享机制、信息安全、组织管理及应用服务方面，还缺乏总体研究和统筹规划，急需从整体上考虑，并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加以解决。集中力量，整合资源，建设中国数字博物馆工程的工作应该提上日程。（上）

　　（金瑞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