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２５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国内１４个省市的８０多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从考古学、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就华夏文明的源头，尤其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文明探源中考古与历史的整合问题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在文明探源的研究中，考古与历史学科由于各自的特点和局限性，整合势在必行，而且也初步具备了条件。二者的整合应当持科学、审慎的态度，尤其是对历史文献，不能一概否定，应当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过程；在整合当中，理论的探讨不能忽视；历史学研究者也应当注意考古学最新成果的吸收。有代表提出，历史是一个有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层次的一个客观存在，所以我们就需要用不同的学科、以不同的角度以及不同的透视能力去研究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和考古两个独立的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理论有所不同，所以也就存在一个如何整合的问题，但是考古学和历史学各自所具有的优势和缺陷使得我们必须由材料牵着鼻子走。有代表进一步提出，从考古学终极意义来说，考古学的目的是要说明人类历史，要解释历史就要与历史学结合起来；中国历史与西方不同，最主要的是文献很多，几千年来历史记录没有间断，我们应该将大量的文献记载与考古有机结合起来。有代表认为史前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使其与古史传说五帝时代的整合已渐成熟，这是文明起源研究深入的必然结果，也应作为今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点课题。在文明探源的过程中，我们将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将考古与历史文献结合在一起。

　　二、对《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载的态度问题

　　汉代司马迁《史记》首篇为《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时期的历史。《五帝本纪》所记载的是信史，还是传说，是长期以来考古与历史学界争论的热点。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五帝时代值得重视。对古史文献的记载，要加以甄别和整理，正确的态度是不可轻信，也不要轻易全盘否定，要科学和理性地看待五帝本身和五帝之间的关系。对五帝时代的提法，大多学者持肯定的态度，也有学者提出疑义，因为五帝的说法有很多，标明“《史记》五帝时代”更为合适。有代表提出，《史记》中有《五帝本纪》，把五帝作为一个时代来理解也未尝不可。但作为一个时代，就要考虑到它的时空概念，这就涉及到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对应问题。有代表认为，五帝时代不能否认。司马迁写五帝，在其之前已有五帝的说法。但不能把其看成是纵向的系统，而应看成横向系统。五帝不是前后相承，不是像史书讲的那样彼此之间有亲属关系。但也有的代表提出，是纵向还是横向看五帝，也不能一概而论，也应当具体地分析，既不能将五帝看成是前后相承的父子关系，也不能忽视部族发展的前后秩序。还有的代表将五帝时代划分为前后期，即以黄帝为代表的前期与以尧舜禹为代表的后期。有代表提出，虽然文献记载有抵触、有疏漏，但从客观上来看必须认可五帝时代，必须把所谓传说时代作历史时代来研究。

　　三、对五帝族属、活动地域以及与考古学文化对应的研究

　　与会专家学者还试图通过考古与历史文献的整合，给出五帝时代的时空框架、族属、活动地域以及与考古学文化对应的问题。有代表提出，研究五帝时代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年代框架。有五帝年代框架大体定位后，就可以与考古学文化对应。五帝时代在神州大地出现了不少区域性的文明中心，反映了华夏文明起源是多源的。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有代表认为，五帝时代主要部族集团的活动，以中原及其周边的东方、东南沿海，以及以辽西为重心的燕山南北地区为重点。以四周向中原聚集为主的汇聚型，而不是以中原向四周放射为主的扩散型，是五帝时代诸考古文化发展交流的主流态势。也有代表提出五帝时代并非仅有五个帝号，现存五帝传说大都集中在中原地区，而考古发现表明，五帝时代除黄河流域外，在长江流域、长城内外已有许多文明同时兴起，表明这些地方也有许多先进民族及其首领英雄的神话传说。只是这些英雄传说到了夏商周以后，在“夏夷之辨”、“中原政治文化一元论”的影响下而被逐步删除了。

　　关于黄帝故里及部族活动地域的研究，有人认为对各地众多的所谓黄帝故里不应一概绝对否定，黄帝的一支或后裔迁徙到了燕山南麓一带，与黄帝有关的史迹，或是黄帝本部，或为分支，或为后裔。黄帝部族兴起于河南新郑一带的可能性很大，但随着氏族人口的增长，又同时受到以河南淮阳为基地的炎帝部族的巨大压力，不断迁徙，黄帝活动的北线地域限于燕山南麓。

　　部分代表还就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谈五帝族属的对应问题。有代表提出中原地区发现早期城址如郑州西山、濮阳高城、襄汾陶寺、辉县孟庄和登封王城岗等，是五帝时代城邑的历史见证；文献记述的帝丘、昆吾故城与现今发现的濮阳高城遗址可能发生了联系；陶寺遗址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尧都平阳的史籍传说变成信史不会太遥远了。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陶寺遗址的早期小城，即为黄帝所立，陶寺中期大城当为帝喾之都。

　　关于少昊氏的族属问题，有代表根据大汶口文化日火组合及日火山组合的陶文，认为鲁东南出土的日火组合陶文应属于少昊氏的遗存，它与皖北出现的日火山陶文的太昊氏应有密切的区域互动关系。少昊氏活动的地域，在大汶口向龙山文化过渡时也发生了转移，从鲁东南向北迁移。龙山晚期，少昊氏迁移至鲁中南、鲁西地区。有代表对文献记载“有虞氏”系谱进行探讨，认为有虞氏对于夏代以前谱系的记忆和流传，反映了这个古族在尧舜禹时代所达到的较高文明程度，史籍中往往“虞夏商周”并提并非偶然。也有代表对《禹贡》五服制度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作了比附，认为王湾三期文化相当于王畿即甸服，环绕在王湾三期文化的中原龙山文化诸文化类型当为侯服和绥服，分布在中原龙山文化东边的海岱龙山文化、南边的石家河文化、西边的客省庄文化和齐家文化、北边的老虎山文化当为要服和荒服。

　　引起考古学者们感兴趣的是天文学者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利用天文年代学的方法来研究颛顼、黄帝和炎帝的历史年代，所得出的结论与《春秋命历序》所记载的年代间隔是比较一致的。这无疑是一种积极而有益的探索。

　　四、对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讨论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讨已经由泛泛而论转入到深入研究重要区域的文明化进程。各区域之间，由于文明化进程的背景不同，各有特点，进入文明的时间也不整齐划一。中原地区基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优势，在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夏王朝，因此成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生成的重要区域。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首先应该研究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与会学者就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期社会的复杂化，庙底沟二期各种文化因素的增长，龙山晚期社会的剧变，夏代早期国家的形成等，进行了集中的讨论。

　　五、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及对文明起源作用的探讨

　　与会代表认为，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各区域文明化进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动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各区域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结果。除黄河、长江流域外，淮河、辽河等流域的文化发展也很重要。有代表提出海岱与中原地区古文化关系密切，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逐渐从多源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格局。有的从河南古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谈周边地区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认为中原文明是在吸收、借鉴周围地区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同时也是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融合的过程，文化的融合性是贯穿于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主旋律。有代表进一步提出，公元前３３００年前后，有沟通各地区、以传播特殊用品和高级知识为主的“上层社会交流网”的建立。在文化区域的划分上，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表述，或以山地划分，或以水系划分等等。有学者将黄河中下游地区划为华山、嵩山、太行山和泰山四个文化圈，并探讨其既相对独立又渐趋融合的关系；有的以水系来区分不同的古文化，提出淮河流域也应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看待。淮河同长江、黄河一样，也是文明的一个源头。也有人提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应将泾渭地区纳入进来；红山文化虽没有发展为辽河文明，但为古代文明代进程做出了贡献。

　　六、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机制和动力的探索

　　目前，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如火如荼，然而认识上的分歧依然存在。有代表提出，文明崩溃理论与不同区域文化的兴衰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中的作用应当重视。有人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是遵循“一元多支”和“众支融合”的模式和过程而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文明形成于原史时代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关于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出现之前的社会，有人认为应当有一个国家的雏形阶段，即《尚书·尧典》中较早提到的“万邦”时期；有人则认为如果要给传说中的中国五帝时期亦即前国家社会发展阶段做一个理论概括的话，酋邦是最好的选择；也有的代表对酋邦这一理论持有反对意见，认为酋邦是人类学的概念，而非考古学概念。在中原地区，祭祀和铸鼎是与文明相关的重要礼制内容。有人认为，黄帝时代的文明标志，是祖庙和人鼎，它所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祭礼和观念。有代表认为，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世袭制的、政权和族权相结合的、相对统一的中央王权的形成，是夏王朝国家政权所具有的四个显著特点，也是我国古代早期国家政权产生的四个显著标志。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政权，也是我国正式进入文明时代的开端；中原文明是中国的原生文明，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一种最典型的方式。

　　关于文明社会形成及早期发展的动力和机制问题，有代表提出城市是文明发生的重要契机和集中物化表现，城市与文明的发生很重要的精神动力就是祭祀与宗教的专门化。有人指出中原地区文化的应时发展是中原地区文化崛起的重要原因；开放、务实的社会意识使中原地区对待社会矛盾有更大的灵活性，而战争则更大地增强了社会的组织性；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使中原地区面对外部的环境变化有更多的选择。也有的代表提出，文明的进化不一定是像张光直先生所说的连续进化的模式，还有一种断续的文明进化模式。有的提出人们的贪欲，主要是贵族的贪欲，是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动力；而国家、王权则是对贵族贪欲的保护、引导与制约力量，王权对贪欲的引导与制约是古代文明早期发展的机制。还有的指出在五帝时代是洪水治理拉开了由部族到国家的演进的进程。

　　另外，还有学者就个案的分析，研究史前财富私有化的问题。也有人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论证距今８５００～３０００年间可能存在的“粟稻混作区”等。

　　总之，这会学术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瞩目的，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先生总结的那样，这是一次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最广泛的学术会议。会上除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登封王城岗城址、陕北石城址、山西清凉寺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大师姑城址等考古新发现的介绍外，集中讨论了文明起源与五帝时代方方面面的问题，反映了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我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虽然在考古与历史的整合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少的分歧，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今后我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趋势和方向，这无疑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