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关于曹操高陵发掘的相关信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情形，与汉末至三国历史知识的普及程度有关，与曹操这位人物的历史影响有关。民众瞩目考古工作，是一件好事。这样的关注有益于民族历史教育和科学教育。而媒体直接把聚光灯打到考古现场，对于人们真切认识和理解考古文物工作的行业特征和操作形式，也是有意义的。 
   
　　各界人士对曹操高陵发掘情况的关注乃至提出若干质疑，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首先应当表示感谢。然而在进行某些必要的解说，或者提出对质疑的质疑时，则必须坚持科学的立场，维护实事求是的原则。

　　就目前公布的曹操高陵发掘资料看，我个人认为，发掘者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墓葬的位置、规模、形制以及出土物，均符合文献记载和我们对同一时期墓葬的基本知识。

　　现在我们看到的资料，曹操高陵的发现也符合曹操“薄葬”的遗令。《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到曹操有关葬制的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六月令。关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临终遗令，又有这样的记载：“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曰：‘……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曹操在去世后27日入葬。通过后来魏文帝曹丕重申薄葬之志所谓“霸陵之完，功在（张）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以及“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的话（《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可以推想他是不大可能违反曹操的临终遗令的。曹操史称“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薄葬的作法，与其一惯的人生态度和品性风格是一致的。从曹丕“终制”其态度之凛然，言词之峻刻，看来也并不是虚伪的表演。他安葬曹操的处置方式，也可以推知。

　　所谓“七十二疑冢”的传说，发生在宋元时代。这正是曹操这位历史人物遭受舆论严厉贬斥的时代。试想以曹氏父子的威严和自信，曹操安葬时采用以疑冢防盗的方式，而数目竟多至72处，本身也不免可疑。

　　曹操高陵出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刻铭石牌，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在“遗令”之后，明确记载：“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对于“魏武王”的称谓，不应有所怀疑。而“挌虎”是体现当时风尚的行为。其中所谓“常所用”，有人提出疑问，已经有学者指出，《三国志·吴书·周泰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录孙权事迹，可见“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可知“常所用”实际上是当时社会上层的习用语。以“常所用”兵器随葬，与曹操要求“敛以时服”的原则也是一致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