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国家公务员借公务之机请客吃饭、消费娱乐本是常有的事。日本开始实施的《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目的就是要杜绝政府公务员的丑闻。此伦理法规程严格、罚则分明，在日本政府机构中引起很大的震动。那么它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它的实施能不能有效打击日本的官僚腐败现状呢?4月初的一天早晨，在大型商社，MANG工作的杉山一郎被电话叫醒了。“昨天在银座俱乐部的账单由谁来付呢?我们的消费超过5000日元就得向上司汇报……”打来电的是大藏省的山岸光一课长，他是杉山在大学时的学长。昨天晚上，他们二人在校友会上喝了很多的酒。这个校友会共有十几个人，其中有国家公务员和公司职员，每年他们要举行两次聚会。昨天晚上他们先是在银座的一家乡土料理屋吃饭，然后又到一家酒吧喝酒。在此之前，作为校友会干事的杉山已经向每人征收了8000元的会费。到夜里11点多时，校友会中年龄最大的某银行副行长泽口裕太又提出去找一家夜总会，于是三人又去了H夜总会。这家夜总会与其他高级俱乐部不同，这里的服务费加上酒水费每人不足1万日元，在这里他们一直喝到12点多才离开。但是山岸回到家以后怎么也睡不着，因为脑子里总是想着新近颁布的《国家公务员伦理法》。想了一晚上，他还是拨通了杉山的电话，经过商量决定，后天把夜总会的账单付清，然后向上司如实汇报。

　　记者生田忠秀对日本的官僚问题颇有研究，他说：“自从不断发生官僚舞弊事件之后，各省厅的自律行为引人注目，大藏省尤其显著。最近这一年以来，喜好受人招待的政府干部很少出席晚宴了。”在泡沫经济时代，晚上10点多以后，还经常可以看见从饭店回到单位的政府干部手拿盒装寿司，略显醉意地在办公室的走廊走动的情景。但现在恐怕是看不到这样的情景了。随着《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出台，各省厅的干部都开始回避行业单位的吃喝招待，日本传统的接待方式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伦理法规程中明确规定：原则上禁止接受利益相关者的赠礼与招待。例如，如果一名建设省的课长调至地方建设局，不能出席某大学校友为他准备的饯别宴会，因为这名大学同学所在企业与建设省经常有业务上的往来。另外，即使对方不是利益相关者，也不允许经常接受对方的招待。建设省课长助理级以上的人员接受招待与赠礼如果超过
5000日元，就必须向上级汇报；超过 2万日元以上的报告要存档。

　　人事院的国家公务员伦理审查会负责伦理法草案的制定，该审查会的伦理企划官合田秀树在谈到制定伦理法案的背景时说：“1996年发生厚生省事务次官舞弊事件之后，各省厅就开始制定一些内部的公务员伦理规程。但是1998年却又发生了大藏省干部被依法逮捕的丑闻事件。”于是有人提出，单纯地由各省厅制定省内的规程是不够的，必须有严格的执法机关，靠法律来约束。在过去各省厅的规章制度中，对惩罚标准的界定都很模糊，而这次的伦理法规程中却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如果接受利益相关者提供的招待或是高尔夫等娱乐消费，将给予降薪或警告的处分。

　　有一些国家干部显不出一点担忧：这样会不会影响省厅对下面各种情况的调查了解?因为过去他们经常从民间团体或组织获得一些信息，而这些信息有很多都是在工作之外的时间获得的，因为有许多企业机密都是不便在办公室里交谈的。例如过去有许多建设公司和房产商与建设省的来往都非常多，但是随着伦理法的实施，两者的关系有淡漠的趋势，信息的交流也越来越少，因此作为建设省要想制定符合业内实情的行业标准也变得困难起来，一些建设省领导对此已经提出异议。那么是不是不在酒桌上就得不到最新信息呢?让我们来看一则实例：外务省和某大型商社定期召开信息交流会，主题是海外法人的保护问题。据外务省参加此次交流会的一位课长介绍，大家坐在该商社的会议室里，与会者每人一份1500日元的盒饭，边吃边谈，在这个交流会上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这与传统的为了“酒后吐真言”而海吃海喝的交流方式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

　　作为招待一方的民间企业对伦理法又是怎样看待的呢?如果只是国家干部正襟危坐而得不到民间企业的理解与支持，那么伦理法的存在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一些大的建筑公司常常是招待政府官员的邀请一方，但在一连串的舞弊事件曝光之后，他们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各家公司都针对伦理法的实施制定了相应措施。例如，著名的大成建筑公司早在1993年就在公司内部制定了有关的伦理规章制度。两年前，他们又对内容进行了补充，在这部“大成建设企业行动规范”中明确规定禁止向国家公务员或政府官员进行娱乐招待或赠送礼品。公司的领导干部说：“公司的每一位职员都有一种危机感，就是为了公司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误。现在已经看不到招待政府官员的宴席了。”

　　那么银行界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被查出有向大藏省官员行贿行为的银行业发表共同宣言称：不再向公务员发出招待的邀请或赠送礼品。全国银行协会联合会还于1998年请律师编写了《遵法手册》，同时还向其会员银行下发了与公务员交往的“行为守则”。一位曾在某大银行负责大藏省官员接待工作的职员透露：“过去招待大藏省人员的经费是非常高的，而我们对此似乎也已经麻木了。”言辞中有自责之意。

　　但是，企业方面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招待公务员现象是杜绝不了的。例如，在国家某项工程招标阶段，参加竞标的建筑公司为了尽可能多地得到一些有关中标的条件等情报，自然就会想到招待建设省的有关负责人。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建筑行业，在其他许多行业，企业为了公司的利益仍然会使用向国家有关负责机关的人员展开招待攻势这一手段。

　　在日本的外资企业对于日本传统的招待公务员习惯却一直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欧洲的大型金融机构集团下属的资产运营公司对于金融机构官员的接待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他们来到日本后仍然承袭了这种做法。在接待上级机构人员的时候，负责接待的人员必须事先提出交际费申请书，由其所属部门的领导集体讨论研究，最后再由专门负责审批交际费的有关领导批准。由此可见，这些日本的外资企业对于招待活动是有严格审查体制的。据某位负责审批的干部称，除非有正当理由，一般是不招待公务员的。

　　一位从日本某大型证券公司跳槽到一家外资证券公司40多岁的职员对此感触颇深。他在公司是业务骨干，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认为，酒桌上交际与沟通已经成为商业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则。他说：“我很难想象缺少了宴请的营业活动会是什么样子。事实上接待行为在脑子里已经扎根了，自己也已经认同了。但是，到了新公司却发现接待活动没有了。”许多外资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认为，日本企业一些传统的管理体制将在法律的约束下逐渐与国际接轨。也可以说，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日本的文化不得不面对改革的命运。